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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绿色消费战略定位与政策创新方向
发布时间: 2017-08-08   [字号: ]   [关闭窗口]

任勇 沈晓悦

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6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为什么和如何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做了系统阐述,并将倡导推广绿色消费作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六大任务之一,摆到重要位置。那么,如何准确理解绿色消费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战略定位和作用,创新绿色消费政策与实践,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问题。

消费与生产构成经济活动的主要过程,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消费涉及城乡居民、企业和社会团体各主体,消费与生产的方式体现了发展和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我国绿色消费与国际上可持续消费的概念总体一致,但更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特征,注重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绿色消费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战略定位,是由我国现阶段消费特征及其所产生的资源环境问题状况决定的。推动绿色消费的政策创新方向是以现有相关实践为基础、由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目标所决定的。

我国消费进入升级转型阶段对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四大特征表明我国消费明显进入全面升级转型阶段。

一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近12年年均增长率达到14.90%,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万亿元,较2001年增长了近6倍。

二是消费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范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按照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2020年人均收入较2010年要翻一番。据统计,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5倍。预计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将提高到60%,消费增长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新型消费模式发展迅速,对消费拉动作用明显。2016年,中国网络零售交易总额达5.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

三是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2013年发布的全球22国恩格尔系数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水平。2001年~2015年,在衣食住行类消费用品中,衣、食类基本生活消费品所占比重分别从2001年的34.96%、44.83%,大幅下降到2015年的18.10%、26.14%;住、行类消费品比重从2001年的3.49%、16.72%上升到2015年的7.40%、48.35%,充分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

四是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从2015年开始,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60%以上;同时,代表消费发展水平的第三产业快速增长,从2015年开始,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

由于规模、结构等消费方式原因,我国消费领域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问题凸显。

首先,消费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我国居民资源、能源消费量迅速增加,2014年人均电力、煤炭、石油消费量分别较2006年上涨89.53%、55.07%、42.78%。2010年,我国人均生态足迹为2.2全球公顷。尽管低于全球平均生态足迹2.6全球公顷,但却是2010年我国人均生态承载力的两倍以上。我国约90%的生态足迹产生于食品、住房、交通等消费活动,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其次,过度型、浪费型等不合理消费方式加剧资源环境问题。据测算,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逾700亿斤,相当于两亿人1年的口粮。我国汽车连续8年产销量世界第一,2016年保有量接近2000万辆,大量消耗着石油,严重污染着环境。2015年我国快递行业消耗99.22亿个包装箱、169.85亿米胶带、30多亿条编织袋,这些包装垃圾可以摆满近20万个足球场,胶带总长度可绕地球赤道425圈;部分大型城市电商包裹包装垃圾占清运生活垃圾的85%~90%;目前我国每年包装产量逾3000万吨,总体回收率不到30%,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截至2013年,我国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年废弃量超过1亿台,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国。截至2015年2月,我国的手机用户已达15.3亿,每年产生的废弃手机大约有两亿部。

第三,在环境污染的诸多方面,来自消费领域的负荷超过了生产领域。大气细颗粒物源解析发现,目前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特大型城市的移动源排放已成为细颗粒物污染的首要来源,深圳达到了52%。其中,机动车是城市最主要的移动污染源。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是同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2.68倍,而1997年二者的比例仅为0.83, 生活污水排放量在18年增加了1.83倍。

绿色消费政策创新与实践方兴未艾,但尚未形成体系

我国绿色消费活动涉及衣食住行众多领域。在食品领域,2003和2005年分别启动了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产品认证工作,2012年又实施了绿色食品认证。围绕绿色出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得到较快发展,2015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总长度3069公里,“十二五”期间共建成投入运营的线路164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328公里;到2020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突破60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将成为全国一、二线城市公共交通的主体。

早在1994年,我国就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环境标志产品范围与影响力不断扩大,市场认可度较高。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对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和污染物减排发挥了积极作用。一项针对2014年家具、印刷、胶粘剂、水泥等33类环境标志产品环境绩效的研究表明,在污染物减排方面,减少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约占2014年我国VOCs排放总量的1.1%,减少的总磷排放量约等于北京市全年排放量的1.5倍,减少重金属汞排放量9.19吨,减少难降解的塑料包装4606吨;节电86亿千瓦时,节水8041万吨。

近两年,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纳入统一体系的绿色供应链概念开始被接受,深圳、天津、上海和东莞等地正在积极开展试点。

总体上,我国绿色消费活动有两大特点。一是绿色消费产品供给不足。无论是绿色食品、节能产品、绿色建筑、公共交通还是环保标志产品,规模都较小,尚未成为衣食住行必须消费品的主流。因此,目前由绿色消费产生的资源环境规模效益有限。

二是消费者对绿色消费品选择的意愿增长较快,但目前关注较多的是对消费者自身健康的影响,而过度消费等消费行为现状不容乐观。阿里研究院的一项分析表明,在阿里零售平台上,绿色消费者比例从2011年的3.8%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16.2%,增长最快的人群是23岁~28岁的群体,且绿色商品的平均溢价达33%。一项针对中国环境标志的公众调查结果显示,有90%的受访者知晓中国环境标志,有78.4%的受访者愿意为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产品支付同等甚至更高的价格。然而,我国垃圾分类的困境和过度消费及浪费现状,说明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面临很大挑战。

与绿色消费活动特点相对应的是,我国推动绿色消费工作尚未进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政策没有形成体系,激励作用与约束力都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缺乏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党和国家相关文件与法规体现了绿色消费的理念和原则要求,但目前一些具体政策还仅限于政府部门颁发的管理办法、通知、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门类不全,政策层次及效力较低,操作性不够。

二是对绿色消费的推动力度不足,对绿色消费引领作用不明显。在绿色产品领域,与资源能源节约的相关政策较多、效果较好,但与环保相关的政策少、效果弱,经济政策激励普遍不足,调控作用有限。

三是绿色消费相关政府职能分散,环保部门作用有待提升,政策及管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

四是现行绿色消费相关工作与污染物减排的重点工作领域结合不紧密,作用潜力尚未发挥。

五是企业及公众绿色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等。

应明确绿色消费在推动绿色发展上的战略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经济绿色转型和总体改善环境质量的攻坚期。从消费与生产、消费与环保之间的辩证关系看,大力推动绿色消费对转变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且正当其时。

首先,绿色消费是经济绿色转型的基本要义,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经济的绿色转型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绿色化,消费的绿色化对生产的绿色化发挥着引导和倒逼作用。经过绿色理念和措施引导的消费规模、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质量、消费偏好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生产领域,左右着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向、生产方式的改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其次,绿色消费是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全民行动的有效途径。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既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及相关方面,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绿色消费活动可将绿色理念和要求传递、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和带动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理念和要求。

第三,绿色消费是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新抓手,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新途径。我国现行环境政策多集中在生产领域,且以约束和监管为主要方式,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建立引领绿色消费模式的制度机制,可以拓展环境治理的领域,有助于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制度体系。还可以通过绿色供应链实践,让产业链条中的先进企业管理落后企业,开辟环境治理的新途径。

目前,全面推动绿色消费处于最好的时间窗口期,也具备了较好的社会基础。我国消费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型期,也是新的消费习惯与模式的形成期。只要抓住机遇,及时引导,就可以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消费模式。同时,公众的环境意识、参与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明显在增强,对享有良好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日益增长,形成了推动绿色消费的社会基础。

要使绿色消费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善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应有作用,我国应沿着6个方向强化和创新绿色消费制度与体制机制。

一是将绿色消费纳入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系统谋划,做出顶层设计,全面解决推动绿色消费的立法、体制、政策和规划等问题。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绿色消费相关法律法规。通过专门法或在相关立法中,明确绿色消费的法律地位,界定相关主体责任和义务,建立政策体系。同时,优先考虑修改《政府采购法》,明确政府绿色采购的约束性规定,建立配套实施政策。

三是明晰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绿色消费中的职能定位,形成合力。按照绿色产品供给、流通、消费和消费后的回收利用等全过程各环节,构建绿色消费推动体制,配置政府部门的职能,相关标准应由环保部门和资源节约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并监督实施。

四是注重培育以市场为基础、居民消费者为主体、政府及社会团体为引领的推进机制。消费行为是众多个体的行为,消费选择是个人偏好,具有自愿性。推动绿色消费,要在规范性约束的引导下,重点从财税、信贷、价格、监管与市场信用等方面建立经济激励和市场驱动制度,引导绿色产品的供给和居民消费的绿色选择。但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强制性规定,实行绿色采购,发挥引领作用。消费后的回收利用,强制性规定对所有消费者都是必要的。

五是将与资源能源节约和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密切相关的绿色产品供给、垃圾分类回收、公共交通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建筑,以及相关技术创新等作为推进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加大相关节能环保标志认证工作力度,推广绿色供应链。

六是加大绿色消费宣传力度,建立绿色产品信息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推动绿色消费活动中的作用。

作者任勇系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沈晓悦系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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